一九二四年九月，奉系張作霖部與直系吳佩孚部在直隸奉天地區為爭奪北京政權而發動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張學良發現各部使用的地圖都不符合要求，他派人給一軍團送去了地圖，這份地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軍團從側翼的黃土嶺突破了石門寨。郭松齡在山海關打得艱難，聽到這個消息頗不是滋味。張學良高興之余突然生出一個想法，留一個旅守住山海關正面，把其他三個旅都拉到一軍團方面，就九門口一個方向打，郭松齡覺得自己是去沾一軍團的光，但因為山海關沒有突破他自愧沒有發言權。隊伍合并后，郭松齡和姜登選韓麟春就因為對軍官的處分發生了爭執，他心中本來就憋屈，再加上人在屋檐下的恥辱，一氣之下執意要將部隊帶回山海關。此種行為是要受到軍法處分的，張學良為了不讓郭松齡釀成無法收拾的后果，立即追上了部隊讓他們原地待命。郭松齡并未隨大部隊一起開拔，他偷偷到了一個村子睡了一夜，張學良找到他，質問他有沒有將自己這個學生和長官放在心里，他的行為令自己太失望了，郭松齡羞愧悲憤流淚，覺得遭受到平生從未遇到的恥辱生不如死無顏見人，張學良用了激將法才將他逼上了九門口的戰場，郭松齡化悲憤為力量，帶領四個團突破防線，長驅直入，切斷了直軍的主力后路。隊伍取得

北京、新疆兩地公安協同合作，對新疆多處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的勘察。通過大量的調查，罪犯作案時用的摩托車、撬杠、樹枝等重要物證依次找到，這給偵破提供了更多的線索。8月27日，公安部在新疆召開了京、新系列槍案偵察工作協調會，認定三地發生的九起案件系同一伙罪犯所為，并認定兩個嫌疑人一高一矮，高個為北京人，矮個為新疆本地人。新的摸排條件隨之建立：第一，與北京、新疆兩地有聯系的人；第二，嚴打以來的北京調犯；第三，有服役史或有服役史并能熟練掌握軍用槍支的人。工作重點縮小到十戶灘鎮，關天明、白寶山已開始走入警方的視野。恰恰在這時，專案組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的報告，報告稱天池風景內發現一具無名尸體，死亡時間應為8月28日。

次日，市局刑偵處的副處長劉維震集中各級領導召開了案情分析大會。看來，當務之急是要找到那輛寶石藍色面包車！公安局出動大量警力展開對面包車的追查工作，而此時，司機李明卻在家里一個人喝著悶酒，在妻子的極力勸說下李明來到石景山分局自首。原來李明并非協同作案人，李明供述了罪犯的一些體貌特征、口音，以及罪犯當時的目的地：337路汽車總站。更重要的是，他說有一個裝槍袋被他扔到了葉川村附近。

郭松齡下定決心去衛隊旅，和張學良和衷共濟，帶出一支模范旅出來。張學良請郭松齡和他一起去參加美國總領事的告別酒會，在酒會上，郭松齡提議由儲世新擔任軍需處長。菊池武夫也參加了酒會，他告訴張學良，駐海城的日本炮兵就要秋操了，邀請他去參觀，張學良想帶著手下的炮兵一起去卻遭到菊池武夫的拒絕。王永江自擔任財政廳廳長以來，工作非常出色，財政收入迅速好轉，國庫得以充實，深得張作霖的信任和器重，每每言聽計從，同時張作霖也迫切希望軍隊上也能有王永江這樣的人才。楊宇霆因外聯徐樹錚摔了一個大跟頭，但張作霖還是很看重楊宇霆的才氣，又召他回來在吳俊升的邊防軍掛了軍事顧問的頭銜。因郭松齡得到張學良青眼而心懷不平的講武堂教官們對楊宇霆的回歸抱著看好戲的心態。張作霖要到講武堂觀摩步炮協同，郭松齡特地拉了兩門大炮進行實戰演練，張學成等人認為如此下血本只是為了讓張學良完美亮相，深感自己沒有拼爹的資本，而對五班學員因為平時刻苦的訓練磨煉出的高水平卻渾然不放在眼里。楊宇霆親到現場觀看了演練，他認為和日本步兵水平不相上下，但他認為郭松齡在一步步的接近東北方針的制定權。當大家揮舞旗幟慶賀勝利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場慘劇，郎先坡因為看見張

郭松齡給張學良講到東三省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和鐵路發達，不過卻只有那條京奉鐵路才能勉強稱得上是自己的，告訴他誰掌握鐵路誰就掌握財富和未來的道理。張作霖回來，很滿意郭松齡對張學良的循循善誘，告訴喜順將郭松齡放到教導營任教員。菊池武夫來訪，張作霖詢問他這個私人顧問日本人對奉天的看法，菊池武夫暗示他誰掌握了武裝誰就是實際的控制者，日本人希望那個能顧忌到己方實際利益的人勝出。這時，下屬來報，陸軍總長官段祺瑞來電，駁回張作霖擴編騎兵連的報告，張作霖讓他回電表達自己的不滿。湯玉麟曾經向張作霖申請三十萬的經費，卻被張學良在上面寫了一個“準”字，湯玉麟要不來款子找張作霖鬧騰，張作霖一看就知道是張學良寫的，他笑罵兒子字寫得比自己還好。光陰荏苒，一晃到了一九一六年，當年帶著一群臭小子上房揭瓦的張學良長成一個瀟瀟灑灑的大小伙，跟著鐵路工程師——美國人伊雅閣學會了開車、打網球，兩人常常廝混在一起。馮德麟和張作霖對奉天的權利之爭終于塵埃落定，大總統頒布了策令——任命張作霖為奉天督軍省長，各方反應不一，馮德麟蠢蠢欲動，一干擁護張作霖的兄弟如臨大敵。為對抗馮德麟，張作霖將女兒張首芳許配給北京講武堂堂長鮑貴卿之子，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