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作案時更加快捷方便，白寶山和關天明商定再搞一把短槍。經過一番密謀，兩人將目標鎖定在一個叫賀之彬的警長身上。賀之彬家住十戶灘，但在東阜城上班，這一點下全白寶山的心意。因此次為遠程作案，兩人謀劃先搶一輛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7月29日，白寶山、關天明在鄉間土路上伏擊，將過路青年季平打死，委平所騎的紅色摩托車便成了他們作案的交通工具。8月8日深夜，白寶山、關天明潛入東阜城派出所駐地突襲了值班室，將躺在床上看錄像的警長賀之彬、民警史春生當場擊斃，賀之彬的54式手槍被搶走。

4月22日，北京市豐臺區八一射擊場又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一名哨兵被打死，其所配帶的54式手槍套被搶。現場提取的彈殼又是75－81！從彈痕上分析，此案和407案罪犯所使用的應是同一條槍。是不是同一案犯所為？由于連續發生幾起襲擊哨兵案件，公安人員對北京市內各部隊大門口的重點布控，以免發生更大案件。另外摸排工作繼續，但依然沒有實質性進展。為了查清彈源問題，劉維震派刑警隊長盧健民開赴蘭州軍區進行調查。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

蔣介石命張學良和他共同簽發了對陜北的軍事命令，這份電報被陜北紅軍破譯，里面顯示出的重要地理位置是“直羅”，周恩來和毛澤東親到此地勘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羅鎮戰役打響。紅軍一舉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師長牛元峰自殺。此役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共產黨紅軍奠基西北打開了新局面。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兩個主力師，這在東北軍歷史上實屬罕見，張學良認為直羅鎮一役是指揮上出了差錯，他撤銷了董英斌軍長職務，嚴厲申斥代理參謀長謝珂，命全軍各位主官深刻檢討此次戰役的慘痛教訓，并向中央請求調撥，要重整一零九師和一一零師。張學良本來就不想“剿共”，此一役后他痛下決心要馬上接上共產黨的關系，保留東北軍的抗日火種。被紅軍俘虜的高福源進了甘泉城面見一零七師的參謀長劉漢東，傳達了紅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愿望，得知王以哲也要見自己，特意去見了彭德懷帶來了他的使命。張學良接到王以哲從洛川發來的密電，知道是高福源有機密要事匯報立馬飛往洛川，高福源告訴他周恩來和自己談過話，中共很有誠意，彭德懷也說什么都可以談。張學良讓他向紅軍轉達自己真心抗日愿以實力相助的態度，命他再回瓦窯堡讓中共派來正式的全權代表。

因808案件性質極其惡劣，案發后不但驚動了石子公安局、也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兩級辦案人員一起開赴案發現場提取到幾枚75－81彈殼，另外賀之彬除了遺失一把54式手槍外，其值勤證也不翼而飛。以查槍為突破口的偵察工作大范圍展開。經分析比對，北野鎮和東阜城兩案順利并案。當辦案人員聽說不久前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涉槍案后，他們馬上派人查找協查通報，看是否存在兩地串并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