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到中南海居仁堂，傳達田中首相敦促張作霖盡快解決滿蒙懸案的意思，張作霖三言兩語將他敷衍走了。韓麟春中風后半身不遂，三四軍團的擔子都落到張學良身上，楊宇霆自請帶兵，張作霖覺得他們各有所長通力合作還可以解除心結，試試也無妨。河本大作在中東路制造了兩次爆炸，他認為日本若是無法再用政治手段控制張作霖，關東軍就必須挺身而出徹底的解決。關于這兩次爆炸，各國均懷疑是白俄匪徒所為，西方報紙沒有一家提到日本。張學良告訴于鳳至她送的墨鏡丟了，年夜飯會邀請在北京的幾個處長吃，讓她給準備幾分禮物，于鳳至感覺他和張作霖鬧了別扭，知道是因為楊宇霆的事后說此人不如韓麟春厚道，張學良說所以他要提前和下屬打個招呼。飯局上，在張學良的“循循善誘”下，各位三四軍團的關鍵人物明白了張學良想看好戲的心態。張作霖請菊池武夫過來喝茶，在他面前數落起芳澤公使的傲慢，說知道東京對自己不滿意，但是自己也無法做到讓人人滿意。菊池武夫幾回話都沒說出口就被張作霖打斷了，還遇上張學良和楊宇霆過來談工作，只好告辭離開。張學良在張作霖面前表示，三四軍團全體都將聽從楊宇霆的監督垂顧，楊宇霆也表示張學良處處周到，還安排胡蘭春做

徐水搶槍案一個月后，北京警方加緊布控，不斷擴大調查范圍。而白寶山卻開始尋找搶劫目標了。大約覺得形勢已不那么緊迫，白寶山決定到徐水取槍，而不明就理的謝玉敏非要跟著一起去。經過一番認真思考，白寶山攜謝玉敏去了徐水。也正因為他此次帶謝玉敏同去，才僥幸蒙混過警方的檢查，槍被兩人順利地帶回北京。自此，謝玉敏終于知道了白寶山殺人搶槍、并準備持槍搶錢的所有秘密，但她卻愚蠢地以為，只要白的事她不管自己就會沒事。而實際上，謝玉敏已在不知不覺中讓白寶山拉上了不歸路。

為了作案時更加快捷方便，白寶山和關天明商定再搞一把短槍。經過一番密謀，兩人將目標鎖定在一個叫賀之彬的警長身上。賀之彬家住十戶灘，但在東阜城上班，這一點下全白寶山的心意。因此次為遠程作案，兩人謀劃先搶一輛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7月29日，白寶山、關天明在鄉間土路上伏擊，將過路青年季平打死，委平所騎的紅色摩托車便成了他們作案的交通工具。8月8日深夜，白寶山、關天明潛入東阜城派出所駐地突襲了值班室，將躺在床上看錄像的警長賀之彬、民警史春生當場擊斃，賀之彬的54式手槍被搶走。

張學良為了統一東北軍內部的精神和思想避免分歧，他決定近日在軍官訓練團做一次演講，明明白白的講述自己抗日的決心和態度。他事先在軍事會議上征求意見，說到東北故土被日軍鐵蹄踐踏，在座的東北軍官苦悶傷痛，張學良聽到“大帥尸骨還埋在東北”這樣的話更是跑到門外痛哭嘶吼。隨后，張學良到軍官訓練團作看題目為《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講，當有軍官以他蓋的小洋樓為證質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給張學良送來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親筆信，張學良非常高興，朋友的熱忱和信任，共同的抗日決心讓他有了膽氣和定見，他決定抓緊控制東北軍，重點培養得力干部，積極聯絡楊虎城等十七路將領和閻錫山傅作義等地方實力派，要以抗日相號召使蔣介石無法反對，并且他還在東北軍內部發行刊物——《活路》，旨在“逼蔣、聯共、抗日、擁張”。蔣介石看了特務送過來的《活路》，覺得張學良身邊肯定有高人指點。軍統特務到了十七路軍印刷廠抓走了楊虎城的幕僚——中校參謀郭增愷，蔣介石還派來了大批政訓人物。大家都說張學良和蔣介石形同父子，可是張學良卻感嘆：自己的父親何時派了特務在自己的身邊！中共公開發表了停戰議和的電文，張學良建議蔣介石就坡下驢一致抗日，蔣介石正為兩廣事情煩

在租住的房子里，白寶山對謝玉敏一五一十地講解自己所謂的生存哲學。謝玉敏問他有朝一日是不是也會把她殺掉，白寶山說只要她不把看到的事情說出去，他就不會殺她；當然如果她敢說出去，他不但要共殺她，還要到四川殺她全家。謝玉敏聽后不寒而栗！警方對426案的調查取證工作周密開展，從現場提取到罪犯作案時用以蒙面的絲襪，從絲襪的中遺留的毛發化驗出罪犯的血型，正好與96－408安罪犯的血型吻合，這無疑又是一個重要發現。北京的形勢空前緊張，白寶山覺得不宜再在此作案，他決定將觸角伸向自己熟悉的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