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的故事播出之后很多人喜歡，現在突然之間中斷了，也有很多人都開始議論紛紛，認為是電臺自己編造的故事，現在編造不下去了，所以才會這樣停止了。之前電臺也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是警告他們不要再打聽那個安娜故事的大結局，因為沒有大結局，但是現在打過去之后就會被人掛斷，或者要求他們不許打過去。錢開逸等人分析原因，最終變換了一個身份打過去，發現是一個報刊的電話號碼，假裝要買雜志打聽到了報刊的位置，可是去了之后卻只是一個打工的，老板并未在那里。最終錢開逸和賀頓想到了調查行車記錄儀，發現在報刊旁邊的確停了幾輛車，經歷一番波折之后找到了那個車的主人調取了監控，發現那天是一個女人的身影。賀頓聯想到了安娜和母親趙希平，兩人神奇的融合到了一起，是她要求報刊的人幫忙打一個電話，告訴電臺不要繼續打聽安娜的結局，因為沒有結局。賀頓回到家里發現了門口的雨靴，旁敲側擊詢問了很多關于安娜的事情，也希望母親能提供當年學校同事的聯系方式，但趙希平都謊稱沒有，賀頓趁著母親不注意的時候偷走了一張照片，讓錢開逸發消息問陳經理是否是安娜，經過證實的確是安娜，但是卻比安娜年輕很多，但依然可以看出就是本人，而賀頓已經確定自己就是小可樂。錢

一九二四年九月，奉系張作霖部與直系吳佩孚部在直隸奉天地區為爭奪北京政權而發動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張學良發現各部使用的地圖都不符合要求，他派人給一軍團送去了地圖，這份地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軍團從側翼的黃土嶺突破了石門寨。郭松齡在山海關打得艱難，聽到這個消息頗不是滋味。張學良高興之余突然生出一個想法，留一個旅守住山海關正面，把其他三個旅都拉到一軍團方面，就九門口一個方向打，郭松齡覺得自己是去沾一軍團的光，但因為山海關沒有突破他自愧沒有發言權。隊伍合并后，郭松齡和姜登選韓麟春就因為對軍官的處分發生了爭執，他心中本來就憋屈，再加上人在屋檐下的恥辱，一氣之下執意要將部隊帶回山海關。此種行為是要受到軍法處分的，張學良為了不讓郭松齡釀成無法收拾的后果，立即追上了部隊讓他們原地待命。郭松齡并未隨大部隊一起開拔，他偷偷到了一個村子睡了一夜，張學良找到他，質問他有沒有將自己這個學生和長官放在心里，他的行為令自己太失望了，郭松齡羞愧悲憤流淚，覺得遭受到平生從未遇到的恥辱生不如死無顏見人，張學良用了激將法才將他逼上了九門口的戰場，郭松齡化悲憤為力量，帶領四個團突破防線，長驅直入，切斷了直軍的主力后路。隊伍取得

張學良對楊宇霆的忍耐似乎已經到了極限，甚至有了死人是不會說話的想法。東京各大小報紙接連登出張學良被置毒暗害的消息，上海天津等地報紙也紛紛轉載，張學良也確實有一個多星期沒在公開場合露面了，他命令屬下今晚搞個聚餐會，通知各部門負責人都來尤其是楊宇霆。楊宇霆得到會餐消息后，他叮囑常蔭槐提提縮減兵工廠的事，如果張學良拿財政說事，就說他們鐵路部門能解決這個問題。常蔭槐早已將楊宇霆當成自己的主子，對他惟命是從。會餐時，張學良喝了不少，說到日本報紙對自己的造謠，希望他們幫著自己辟謠，他說東北易幟已被日本默認，讓楊宇霆幫著張羅這件頭等大事，楊宇霆一笑后帶頭拍手稱是。馮庸飛回奉天，帶回了蔣介石的親筆信，蔣介石答應僅外交一項由南京負責，其余內政均有我方繼續主持，這封信仿若張學良危難之時的及時雨。張學良本來由會議研究決定元旦易幟，蔣介石卻發電決定提前三天，張學良答應聽從中央決定，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北掛上了青天白日旗。張學良身穿中山裝在孫中山像面前宣誓實行三民主義，恪盡軍人天職。在東北政務委員會和中央代表合影的時候，楊宇霆竟然夾了個皮包提前走了。楊宇霆覺得自己是要幫大帥管好東北這個家，所以大

經過進一步分析研究，案犯與北京有聯系的觀點得到肯定，這為摸排工作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條件。隨后，賀之彬的執勤證被人在十戶灘小學附近發現，這個重要證據的出現使得摸排范圍大大縮小。新疆公安廳副廳長陸懷疆親自前往北京尋求合作。8月11日，搶槍得手的白寶山、關天明將作案用的紅色摩托車扔到河里，企圖銷毀證據。14日，兩人赴烏市邊疆賓館實地踩點。并將作案用的槍支、換穿的衣服事先埋在離邊疆賓館不遠的新大附中院內一處不為人察覺的小樹林里，為以后作案作好了準備。

北京、新疆兩地公安協同合作，對新疆多處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的勘察。通過大量的調查，罪犯作案時用的摩托車、撬杠、樹枝等重要物證依次找到，這給偵破提供了更多的線索。8月27日，公安部在新疆召開了京、新系列槍案偵察工作協調會，認定三地發生的九起案件系同一伙罪犯所為，并認定兩個嫌疑人一高一矮，高個為北京人，矮個為新疆本地人。新的摸排條件隨之建立：第一，與北京、新疆兩地有聯系的人；第二，嚴打以來的北京調犯；第三，有服役史或有服役史并能熟練掌握軍用槍支的人。工作重點縮小到十戶灘鎮，關天明、白寶山已開始走入警方的視野。恰恰在這時，專案組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的報告，報告稱天池風景內發現一具無名尸體，死亡時間應為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