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齡給張學良講到東三省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和鐵路發達，不過卻只有那條京奉鐵路才能勉強稱得上是自己的，告訴他誰掌握鐵路誰就掌握財富和未來的道理。張作霖回來，很滿意郭松齡對張學良的循循善誘，告訴喜順將郭松齡放到教導營任教員。菊池武夫來訪，張作霖詢問他這個私人顧問日本人對奉天的看法，菊池武夫暗示他誰掌握了武裝誰就是實際的控制者，日本人希望那個能顧忌到己方實際利益的人勝出。這時，下屬來報，陸軍總長官段祺瑞來電，駁回張作霖擴編騎兵連的報告，張作霖讓他回電表達自己的不滿。湯玉麟曾經向張作霖申請三十萬的經費，卻被張學良在上面寫了一個“準”字，湯玉麟要不來款子找張作霖鬧騰，張作霖一看就知道是張學良寫的，他笑罵兒子字寫得比自己還好。光陰荏苒，一晃到了一九一六年，當年帶著一群臭小子上房揭瓦的張學良長成一個瀟瀟灑灑的大小伙，跟著鐵路工程師——美國人伊雅閣學會了開車、打網球，兩人常常廝混在一起。馮德麟和張作霖對奉天的權利之爭終于塵埃落定，大總統頒布了策令——任命張作霖為奉天督軍省長，各方反應不一，馮德麟蠢蠢欲動，一干擁護張作霖的兄弟如臨大敵。為對抗馮德麟，張作霖將女兒張首芳許配給北京講武堂堂長鮑貴卿之子，張

調查中不斷出現新的線索，范圍也逐漸圈定在石河子一帶，最重要的是物證組找到了縫提槍袋的當事人，而且縫包人提供了更加詳細的犯罪分子的體貌特征，及當時所騎摩托車的特征。據此技術人員從電腦上模擬出了兩案犯的畫像，這為進一步開展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通過對彈殼標本、及彈痕的鑒定，北京408系列槍案和新疆819案正式并案，北京方面由五局副局長岳長峰、刑偵處處長劉維震帶隊的工作組火速飛往新疆，兩地公安聯手出擊的局面已然形成。

張學良得到由自己處置反叛將領的命令后松了一口氣，衛兵送來一摞刊載郭松齡夫婦被執行槍決并且被曝尸的消息的報紙，說總部命令在各連分發，張學良命令他馬上拿去燒掉。儲世新被李景林放回來，張學良感嘆這個世界變得如此殘忍暴虐，儲世新說他沒有參與伐奉是因為他不懂郭松齡的理論，而且郭松齡的舉事實際上是用了一種慘烈的方式為張學良在軍中立威，他提醒張學良有人擁護就有人看不順眼，張學良卻說自己心里清楚此次與老師對決就是某些人挑唆的悲劇。張學良拿著一捧黃菊回家，插在張作霖的書房里，說花是從新民老宅里摘回來的，還提到生母最喜歡菊花，張作霖怒問他怎么處理那三個起事的軍長，張學良一一道來，說只準備再任用其中一個，張作霖讓他自己做主，告訴他有些錯是不能犯的否則是家破人亡百身難贖。張學良給張作霖磕頭謝罪，張作霖扶起他，說楊景鎮教的一句話讓自己記了一輩子，讓兒子也記住——凡是能用金錢買的都是便宜的。1926年三月，李大釗領導并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運動，他公開為郭松齡鳴不平并譴責張作霖性本殘暴罪行累累，號召國人內除國賊外抗強敵，絕不承認亡國亡族之私約。由此，張作霖認為郭松齡討奉是與共產黨和蘇俄有關。楊宇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且很快席卷全國。張作霖準備往上海派兵，將奉軍和世家子弟里體面的會說英語的弄兩千個去，給他們最好的軍服裝備，讓上海人覺得奉軍不比洋鬼子差，用和平的方式安定局面，張學良覺得這比發一千封聲援電管用。六月，張學良抵達上海，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招待晚宴上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宋美齡，他讓宋美齡作為翻譯向英美兩國總領事表達了調停沖突保護上海商民的意思，而且強調絕不會使用機關槍，讓兩國領事無言以對訕訕離去。宋美齡認為他的外交辭令不夠含蓄，張學良說孫中山生前同自己會面時希望自己做一個有希望的中國青年。《英國商報》想采訪張學良，張學良邀請宋美齡作為自己的翻譯，宋美齡驚訝于英文流利的他會有此要求但還是應邀前往。張學良在采訪中說，他本人非常痛恨戰爭，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個人傾向和平罷戰，租界已經血染大街毫無自由可言，如果他們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是要建立在他國國人流血之上，對于我們這些國人是恥辱，要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欺辱唯有奮發圖強一途。張作霖在軍事會議上新任命了四省督辦：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散會后，張作霖告訴在外等候的郭松齡，他將楊宇霆調到別處去了，要他就

徐水搶槍案一個月后，北京警方加緊布控，不斷擴大調查范圍。而白寶山卻開始尋找搶劫目標了。大約覺得形勢已不那么緊迫，白寶山決定到徐水取槍，而不明就理的謝玉敏非要跟著一起去。經過一番認真思考，白寶山攜謝玉敏去了徐水。也正因為他此次帶謝玉敏同去，才僥幸蒙混過警方的檢查，槍被兩人順利地帶回北京。自此，謝玉敏終于知道了白寶山殺人搶槍、并準備持槍搶錢的所有秘密，但她卻愚蠢地以為，只要白的事她不管自己就會沒事。而實際上，謝玉敏已在不知不覺中讓白寶山拉上了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