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回到家，于鳳至并沒有追問他的去向，忙著遵張作霖之命分配新造宅邸的住所，她提到做事只遵循“尊卑有序”的原則就行了，張學良卻認為此種說法是對自己的暗諷，本就因出走不順內心郁悶的他將這一股憋屈和火氣發泄在她的頭上。1916年10月，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應沈陽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做了一次題為“中國之希望”的演講，張學良本是抱著獵奇心態而來，可當他聽到張伯苓那句語驚四座的“中國不亡吾輩在”也是振聾發聵。黎元洪辭去了大總統一職，段祺瑞與代總統馮國彰不和，派徐樹錚前往奉天拉攏張作霖入關擁護內閣。參謀長楊宇霆與徐樹錚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他要到了徐樹錚手上的段祺瑞秘密購買的四千萬軍火的清單，張作霖命令五十三旅即刻趕往秦皇島一定要弄來這批軍火。不久，軍火到手，張作霖立即招兵買馬，擴充軍隊，并統一了東三省的政務，隨后，張學良前往北京報考保定軍校。張學良本來抱著比較認真的心態來參加考試，沒想到此次考試只是過場而已，所有的程序包括吃喝玩樂都由徐樹錚安排好了。馮庸也參加了軍校考試，他告訴張學良，徐樹錚現在是奉軍副司令，自家老爹馮德麟因參加張勛復辟鋃鐺入獄，幸得張作霖發了電報求情，所以現在要去天津幫忙辦理最后

郭松齡給張學良講到東三省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和鐵路發達，不過卻只有那條京奉鐵路才能勉強稱得上是自己的，告訴他誰掌握鐵路誰就掌握財富和未來的道理。張作霖回來，很滿意郭松齡對張學良的循循善誘，告訴喜順將郭松齡放到教導營任教員。菊池武夫來訪，張作霖詢問他這個私人顧問日本人對奉天的看法，菊池武夫暗示他誰掌握了武裝誰就是實際的控制者，日本人希望那個能顧忌到己方實際利益的人勝出。這時，下屬來報，陸軍總長官段祺瑞來電，駁回張作霖擴編騎兵連的報告，張作霖讓他回電表達自己的不滿。湯玉麟曾經向張作霖申請三十萬的經費，卻被張學良在上面寫了一個“準”字，湯玉麟要不來款子找張作霖鬧騰，張作霖一看就知道是張學良寫的，他笑罵兒子字寫得比自己還好。光陰荏苒，一晃到了一九一六年，當年帶著一群臭小子上房揭瓦的張學良長成一個瀟瀟灑灑的大小伙，跟著鐵路工程師——美國人伊雅閣學會了開車、打網球，兩人常常廝混在一起。馮德麟和張作霖對奉天的權利之爭終于塵埃落定，大總統頒布了策令——任命張作霖為奉天督軍省長，各方反應不一，馮德麟蠢蠢欲動，一干擁護張作霖的兄弟如臨大敵。為對抗馮德麟，張作霖將女兒張首芳許配給北京講武堂堂長鮑貴卿之子，張

張學良很是好奇共產黨為何剿而不滅，他對馬列主義書刊有了興趣，李伯漢找了文郁作為他的伴讀老師，編在機要組作為中校機要秘書。文郁告訴張學良，蔣介石企圖用傳統六藝整軍治軍，沒有注入時代新內容不能適應時代需求，在這點上反倒是共產黨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更注重關懷普羅大眾，社會底層，張學良覺得他說中了要害。文郁用很短的時間就幫李伯漢編寫了小冊子，張學良覺得文郁就是共產主義的活詞典，而且此人還精通俄語，他懷疑文郁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不過也沒有深究，命令李伯漢將冊子下發到各部門作為了解共產黨和紅軍的工具書。張學良發現共產黨很受百姓擁護，而且國民黨燒殺搶掠的做派自然讓百姓投入到共產黨的隊伍。蔣介石命人逮捕了文郁，并且發來電報要張學良逮捕李伯漢及機要組成員。李伯漢告訴他，文郁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做過中共中央的宣傳部秘書，張學良讓他發電報向南昌說明情況。因為從江西紅軍那里發現了文郁傳送出去的文件，蔣介石執意即刻將文郁處死，并要將李伯漢一并逮捕并送回南京候審，張學良能保住李伯漢卻保不住文郁，他到了監獄看望文郁，文郁請他將自己的妻女送回湖南老家，張學良答應了，低頭擦去了眼角的淚水。張學良撤銷了李伯漢的機要處長的職

因808案件性質極其惡劣，案發后不但驚動了石子公安局、也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兩級辦案人員一起開赴案發現場提取到幾枚75－81彈殼，另外賀之彬除了遺失一把54式手槍外，其值勤證也不翼而飛。以查槍為突破口的偵察工作大范圍展開。經分析比對，北野鎮和東阜城兩案順利并案。當辦案人員聽說不久前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涉槍案后，他們馬上派人查找協查通報，看是否存在兩地串并案的可能。

北京、新疆兩地公安協同合作，對新疆多處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的勘察。通過大量的調查，罪犯作案時用的摩托車、撬杠、樹枝等重要物證依次找到，這給偵破提供了更多的線索。8月27日，公安部在新疆召開了京、新系列槍案偵察工作協調會，認定三地發生的九起案件系同一伙罪犯所為，并認定兩個嫌疑人一高一矮，高個為北京人，矮個為新疆本地人。新的摸排條件隨之建立：第一，與北京、新疆兩地有聯系的人；第二，嚴打以來的北京調犯；第三，有服役史或有服役史并能熟練掌握軍用槍支的人。工作重點縮小到十戶灘鎮，關天明、白寶山已開始走入警方的視野。恰恰在這時，專案組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的報告，報告稱天池風景內發現一具無名尸體，死亡時間應為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