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李明提供的情況及對408案發現場的彈痕分析，專案組制定出對犯罪嫌疑人的摸排地點便定在337公路總站附近。工作人員分成兩部分行動，一部分負責找裝槍袋，另一部分負責摸排。然而雖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兩方面都無任何進展，槍袋沒有找到，摸排也一無結果。事實上，在摸排過程中，民警曾到過白寶山的家，但表面老實巴交的白寶山并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工作重點不得不放在對75－18子彈彈源的調查上，經過器量的分析、比對、最后確定彈源應在蘭州軍警。

一九二四年九月，奉系張作霖部與直系吳佩孚部在直隸奉天地區為爭奪北京政權而發動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張學良發現各部使用的地圖都不符合要求，他派人給一軍團送去了地圖，這份地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軍團從側翼的黃土嶺突破了石門寨。郭松齡在山海關打得艱難，聽到這個消息頗不是滋味。張學良高興之余突然生出一個想法，留一個旅守住山海關正面，把其他三個旅都拉到一軍團方面，就九門口一個方向打，郭松齡覺得自己是去沾一軍團的光，但因為山海關沒有突破他自愧沒有發言權。隊伍合并后，郭松齡和姜登選韓麟春就因為對軍官的處分發生了爭執，他心中本來就憋屈，再加上人在屋檐下的恥辱，一氣之下執意要將部隊帶回山海關。此種行為是要受到軍法處分的，張學良為了不讓郭松齡釀成無法收拾的后果，立即追上了部隊讓他們原地待命。郭松齡并未隨大部隊一起開拔，他偷偷到了一個村子睡了一夜，張學良找到他，質問他有沒有將自己這個學生和長官放在心里，他的行為令自己太失望了，郭松齡羞愧悲憤流淚，覺得遭受到平生從未遇到的恥辱生不如死無顏見人，張學良用了激將法才將他逼上了九門口的戰場，郭松齡化悲憤為力量，帶領四個團突破防線，長驅直入，切斷了直軍的主力后路。隊伍取得

因808案件性質極其惡劣，案發后不但驚動了石子公安局、也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兩級辦案人員一起開赴案發現場提取到幾枚75－81彈殼，另外賀之彬除了遺失一把54式手槍外，其值勤證也不翼而飛。以查槍為突破口的偵察工作大范圍展開。經分析比對，北野鎮和東阜城兩案順利并案。當辦案人員聽說不久前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涉槍案后，他們馬上派人查找協查通報，看是否存在兩地串并案的可能。

北京、新疆兩地公安協同合作，對新疆多處案發現場進行了詳細的勘察。通過大量的調查，罪犯作案時用的摩托車、撬杠、樹枝等重要物證依次找到，這給偵破提供了更多的線索。8月27日，公安部在新疆召開了京、新系列槍案偵察工作協調會，認定三地發生的九起案件系同一伙罪犯所為，并認定兩個嫌疑人一高一矮，高個為北京人，矮個為新疆本地人。新的摸排條件隨之建立：第一，與北京、新疆兩地有聯系的人；第二，嚴打以來的北京調犯；第三，有服役史或有服役史并能熟練掌握軍用槍支的人。工作重點縮小到十戶灘鎮，關天明、白寶山已開始走入警方的視野。恰恰在這時，專案組接到阜康市公安局的報告，報告稱天池風景內發現一具無名尸體，死亡時間應為8月28日。

張學良為了統一東北軍內部的精神和思想避免分歧，他決定近日在軍官訓練團做一次演講，明明白白的講述自己抗日的決心和態度。他事先在軍事會議上征求意見，說到東北故土被日軍鐵蹄踐踏，在座的東北軍官苦悶傷痛，張學良聽到“大帥尸骨還埋在東北”這樣的話更是跑到門外痛哭嘶吼。隨后，張學良到軍官訓練團作看題目為《中國的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講，當有軍官以他蓋的小洋樓為證質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給張學良送來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親筆信，張學良非常高興，朋友的熱忱和信任，共同的抗日決心讓他有了膽氣和定見，他決定抓緊控制東北軍，重點培養得力干部，積極聯絡楊虎城等十七路將領和閻錫山傅作義等地方實力派，要以抗日相號召使蔣介石無法反對，并且他還在東北軍內部發行刊物——《活路》，旨在“逼蔣、聯共、抗日、擁張”。蔣介石看了特務送過來的《活路》，覺得張學良身邊肯定有高人指點。軍統特務到了十七路軍印刷廠抓走了楊虎城的幕僚——中校參謀郭增愷，蔣介石還派來了大批政訓人物。大家都說張學良和蔣介石形同父子，可是張學良卻感嘆：自己的父親何時派了特務在自己的身邊！中共公開發表了停戰議和的電文，張學良建議蔣介石就坡下驢一致抗日，蔣介石正為兩廣事情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