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且很快席卷全國。張作霖準備往上海派兵，將奉軍和世家子弟里體面的會說英語的弄兩千個去，給他們最好的軍服裝備，讓上海人覺得奉軍不比洋鬼子差，用和平的方式安定局面，張學良覺得這比發一千封聲援電管用。六月，張學良抵達上海，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招待晚宴上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宋美齡，他讓宋美齡作為翻譯向英美兩國總領事表達了調停沖突保護上海商民的意思，而且強調絕不會使用機關槍，讓兩國領事無言以對訕訕離去。宋美齡認為他的外交辭令不夠含蓄，張學良說孫中山生前同自己會面時希望自己做一個有希望的中國青年。《英國商報》想采訪張學良，張學良邀請宋美齡作為自己的翻譯，宋美齡驚訝于英文流利的他會有此要求但還是應邀前往。張學良在采訪中說，他本人非常痛恨戰爭，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個人傾向和平罷戰，租界已經血染大街毫無自由可言，如果他們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是要建立在他國國人流血之上，對于我們這些國人是恥辱，要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欺辱唯有奮發圖強一途。張作霖在軍事會議上新任命了四省督辦：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散會后，張作霖告訴在外等候的郭松齡，他將楊宇霆調到別處去了，要他就

奉旨一戰艱苦卓絕，三個旅全都被困住了，張學良頭一回打這樣的硬仗完全沒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楊宇霆派韓麟春過來幫忙，韓麟春告訴張學良，人到險處須放膽，放手一搏才有機會，三個旅必須拉開了打，互為犄角不得放松，郭松齡同意這種打法，讓張學良去儲世新的二團，張學良便讓韓麟春留在指揮部代理梯隊長。儲世新派了通訊兵到了指揮部，張學良跟著他去二團，通訊兵為了掩護他犧牲了。張學良告訴儲世新，現在全線告急，他們一個團正面擔任三個團的護衛任務，他到這里來就是要和他們同生共死，儲世新擔心張學良的安全，鼓動各位營連長勸張學良離開了。張學良的到來起到了作用，二團在儲世新的帶領下打進了對面直軍十六師的前線指揮所，郭松齡和戴旅長也得手了，韓麟春功成身退，張學良大喜之時卻收到張作霖的電報：東路軍潰敗，張作相失手。張學良叫回郭松齡坐鎮指揮，準備去軍糧城大本營看看父親那邊的情況。之后，西路軍潰退，其中一個師一個旅未打一槍就繳械投降，總指揮張景慧躲到北京城，東線失敗，有人看見張學良從馬上掉下來不知所蹤，奉軍所有的希望頃刻變成夢幻泡影。張作霖聽到兒子失蹤心急如焚，張學良卻趕了回來，父子相見，淚眼相對。熱戰六天，奉軍就被打敗，損

中蘇實力懸殊太大，東北軍傷亡慘重，滿洲里淪陷，海拉爾失守，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南京中央政府不但未派一兵一卒，還調過去三個重炮旅去打馮玉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是要牽制住自己，要自己什么都聽他的，甚至因為沒有外交權連求和都難。張學良命王家楨起草一份文件，并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請求停戰談判，接受蘇方一切條件，承認中東鐵路恢復原狀。外界談論這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直接影響了他在全國的威望。張學良不想申辯，現在的局面是老的各自為政，小的打牌飲酒，他認為東北軍只有郭松齡在的時候才叫軍隊，協議簽訂后就只有嘆息的份了。閻錫山廣泛聯絡各地軍閥，蔣介石認為以武力謀害黨國者只有以武力解決，張學良保持中立誰也不得罪，而馮玉祥和汪精衛等人都在積極的與他接觸，特別是因為中東路受挫，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被拉攏，他覺得誰能爭取到三十萬東北軍誰就是勝者。面對各路說客，張學良主張“御外侮，抵內爭”，不過這些才俊賢達也不能怠慢，他只好安排這些人打打衛生麻將。蔣介石也派了吳鐵城夫婦到了沈陽，兩人財大氣粗，無論是麻將桌上，還是軍火交易抑或是慈善拍賣會，大筆的銀元到了張學良的口袋。一九三零年秋，蔣介石與馮玉祥

經過進一步分析研究，案犯與北京有聯系的觀點得到肯定，這為摸排工作又增加了一個新的條件。隨后，賀之彬的執勤證被人在十戶灘小學附近發現，這個重要證據的出現使得摸排范圍大大縮小。新疆公安廳副廳長陸懷疆親自前往北京尋求合作。8月11日，搶槍得手的白寶山、關天明將作案用的紅色摩托車扔到河里，企圖銷毀證據。14日，兩人赴烏市邊疆賓館實地踩點。并將作案用的槍支、換穿的衣服事先埋在離邊疆賓館不遠的新大附中院內一處不為人察覺的小樹林里，為以后作案作好了準備。

因808案件性質極其惡劣，案發后不但驚動了石子公安局、也驚動了自治區公安廳，兩級辦案人員一起開赴案發現場提取到幾枚75－81彈殼，另外賀之彬除了遺失一把54式手槍外，其值勤證也不翼而飛。以查槍為突破口的偵察工作大范圍展開。經分析比對，北野鎮和東阜城兩案順利并案。當辦案人員聽說不久前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涉槍案后，他們馬上派人查找協查通報，看是否存在兩地串并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