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警方出動大量警力開始對烏魯木齊市、石河子市十戶灘鎮北野鎮、東阜城等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摸排，物證組則從查槍袋入手，開始周密細致的調查。北京市408專案組的于春陽聽到新疆發生的案子后，覺得犯罪分子的作案特征與北京的幾起案子相似，他立即致電新疆公安廳陸懷疆副廳長，要求調彈以供分析。新疆方面經過研究，同意北京的請求。兩地并案偵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從目前形勢看來，狡猾的罪犯就要起到窮途末路了。而此刻的白寶山、關天明自以為案子作得神不知鬼不覺，正像沒事人似的在十戶灘鎮上遛達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并且很快席卷全國。張作霖準備往上海派兵，將奉軍和世家子弟里體面的會說英語的弄兩千個去，給他們最好的軍服裝備，讓上海人覺得奉軍不比洋鬼子差，用和平的方式安定局面，張學良覺得這比發一千封聲援電管用。六月，張學良抵達上海，在美國領事館舉行的招待晚宴上認識了二十八歲的宋美齡，他讓宋美齡作為翻譯向英美兩國總領事表達了調停沖突保護上海商民的意思，而且強調絕不會使用機關槍，讓兩國領事無言以對訕訕離去。宋美齡認為他的外交辭令不夠含蓄，張學良說孫中山生前同自己會面時希望自己做一個有希望的中國青年。《英國商報》想采訪張學良，張學良邀請宋美齡作為自己的翻譯，宋美齡驚訝于英文流利的他會有此要求但還是應邀前往。張學良在采訪中說，他本人非常痛恨戰爭，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他個人傾向和平罷戰，租界已經血染大街毫無自由可言，如果他們這些所謂民主國家的所謂自由是要建立在他國國人流血之上，對于我們這些國人是恥辱，要徹底擺脫外國人的欺辱唯有奮發圖強一途。張作霖在軍事會議上新任命了四省督辦：楊宇霆，姜登選，李景林，張宗昌。散會后，張作霖告訴在外等候的郭松齡，他將楊宇霆調到別處去了，要他就

根據李明提供的情況及對408案發現場的彈痕分析，專案組制定出對犯罪嫌疑人的摸排地點便定在337公路總站附近。工作人員分成兩部分行動，一部分負責找裝槍袋，另一部分負責摸排。然而雖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兩方面都無任何進展，槍袋沒有找到，摸排也一無結果。事實上，在摸排過程中，民警曾到過白寶山的家，但表面老實巴交的白寶山并未引起他們的注意。工作重點不得不放在對75－18子彈彈源的調查上，經過器量的分析、比對、最后確定彈源應在蘭州軍警。

中蘇實力懸殊太大，東北軍傷亡慘重，滿洲里淪陷，海拉爾失守，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南京中央政府不但未派一兵一卒，還調過去三個重炮旅去打馮玉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是要牽制住自己，要自己什么都聽他的，甚至因為沒有外交權連求和都難。張學良命王家楨起草一份文件，并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請求停戰談判，接受蘇方一切條件，承認中東鐵路恢復原狀。外界談論這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直接影響了他在全國的威望。張學良不想申辯，現在的局面是老的各自為政，小的打牌飲酒，他認為東北軍只有郭松齡在的時候才叫軍隊，協議簽訂后就只有嘆息的份了。閻錫山廣泛聯絡各地軍閥，蔣介石認為以武力謀害黨國者只有以武力解決，張學良保持中立誰也不得罪，而馮玉祥和汪精衛等人都在積極的與他接觸，特別是因為中東路受挫，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被拉攏，他覺得誰能爭取到三十萬東北軍誰就是勝者。面對各路說客，張學良主張“御外侮，抵內爭”，不過這些才俊賢達也不能怠慢，他只好安排這些人打打衛生麻將。蔣介石也派了吳鐵城夫婦到了沈陽，兩人財大氣粗，無論是麻將桌上，還是軍火交易抑或是慈善拍賣會，大筆的銀元到了張學良的口袋。一九三零年秋，蔣介石與馮玉祥

次日，市局刑偵處的副處長劉維震集中各級領導召開了案情分析大會。看來，當務之急是要找到那輛寶石藍色面包車！公安局出動大量警力展開對面包車的追查工作，而此時，司機李明卻在家里一個人喝著悶酒，在妻子的極力勸說下李明來到石景山分局自首。原來李明并非協同作案人，李明供述了罪犯的一些體貌特征、口音，以及罪犯當時的目的地：337路汽車總站。更重要的是，他說有一個裝槍袋被他扔到了葉川村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