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實力懸殊太大，東北軍傷亡慘重，滿洲里淪陷，海拉爾失守，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南京中央政府不但未派一兵一卒，還調過去三個重炮旅去打馮玉祥，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是要牽制住自己，要自己什么都聽他的，甚至因為沒有外交權連求和都難。張學良命王家楨起草一份文件，并致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李維諾夫請求停戰談判，接受蘇方一切條件，承認中東鐵路恢復原狀。外界談論這是張學良主政東北以來遭受的最大的挫折，直接影響了他在全國的威望。張學良不想申辯，現在的局面是老的各自為政，小的打牌飲酒，他認為東北軍只有郭松齡在的時候才叫軍隊，協議簽訂后就只有嘆息的份了。閻錫山廣泛聯絡各地軍閥，蔣介石認為以武力謀害黨國者只有以武力解決，張學良保持中立誰也不得罪，而馮玉祥和汪精衛等人都在積極的與他接觸，特別是因為中東路受挫，蔣介石擔心張學良被拉攏，他覺得誰能爭取到三十萬東北軍誰就是勝者。面對各路說客，張學良主張“御外侮，抵內爭”，不過這些才俊賢達也不能怠慢，他只好安排這些人打打衛生麻將。蔣介石也派了吳鐵城夫婦到了沈陽，兩人財大氣粗，無論是麻將桌上，還是軍火交易抑或是慈善拍賣會，大筆的銀元到了張學良的口袋。一九三零年秋，蔣介石與馮玉祥

蔣介石命張學良和他共同簽發了對陜北的軍事命令，這份電報被陜北紅軍破譯，里面顯示出的重要地理位置是“直羅”，周恩來和毛澤東親到此地勘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直羅鎮戰役打響。紅軍一舉殲滅國民黨東北軍一個師又一個團，師長牛元峰自殺。此役粉碎了國民黨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共產黨紅軍奠基西北打開了新局面。不到兩個月就損失了兩個主力師，這在東北軍歷史上實屬罕見，張學良認為直羅鎮一役是指揮上出了差錯，他撤銷了董英斌軍長職務，嚴厲申斥代理參謀長謝珂，命全軍各位主官深刻檢討此次戰役的慘痛教訓，并向中央請求調撥，要重整一零九師和一一零師。張學良本來就不想“剿共”，此一役后他痛下決心要馬上接上共產黨的關系，保留東北軍的抗日火種。被紅軍俘虜的高福源進了甘泉城面見一零七師的參謀長劉漢東，傳達了紅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愿望，得知王以哲也要見自己，特意去見了彭德懷帶來了他的使命。張學良接到王以哲從洛川發來的密電，知道是高福源有機密要事匯報立馬飛往洛川，高福源告訴他周恩來和自己談過話，中共很有誠意，彭德懷也說什么都可以談。張學良讓他向紅軍轉達自己真心抗日愿以實力相助的態度，命他再回瓦窯堡讓中共派來正式的全權代表。

張學良告訴王樹翰，他不止打落牙齒和血吞，是連舌頭都咬斷了，一山容不了二虎，王樹翰聽出他未竟的狠厲之意，勸他不要魯莽行事。楊宇霆帶著常蔭槐去找張學良，他認為東北鐵路應該聯通聯運統一管轄，必須成立東北鐵路督辦總署，督辦必須是常蔭槐，兩人拿出公文和筆一定要張學良簽字，張學良說這涉及外交不可草率，看兩人不依不饒退一步說留二人吃飯再說，兩人卻拒絕了稱晚上再來。看著兩個時時在自己面前都要說一不二的人離開的身影，張學良叫來了警衛處長高紀毅，命令他以阻撓國家之罪在帥府老虎廳辦了他們。夜晚，毫不知情的楊宇霆和常蔭槐進入了老虎廳，兩人還嬉笑著談論酒菜，就被早就整裝待命的警衛制服并立即處決了，張學良關上臥室門，聽到槍聲的于鳳至驚惶的抱住了他。張作相等人到了帥府，楊常二人的尸體被拖出府外，面對張作相的質問，張學良說若是自己不對會向東北父老請罪，可他自問沒有做錯，張作相讓他好好辦理二人后事。東京方面一向認為張學良是楊宇霆的傀儡，楊宇霆被殺的消息令他們震驚，菊池武夫更是覺得如此棘手的繼承權問題張學良沒有選擇向日本尋求一絲的幫助，很可能說明他的內心激蕩著某種反日情緒。鮑毓麟和張廷樞玩笑般說起張學良手段厲害，張作相嚴

為了作案時更加快捷方便，白寶山和關天明商定再搞一把短槍。經過一番密謀，兩人將目標鎖定在一個叫賀之彬的警長身上。賀之彬家住十戶灘，但在東阜城上班，這一點下全白寶山的心意。因此次為遠程作案，兩人謀劃先搶一輛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7月29日，白寶山、關天明在鄉間土路上伏擊，將過路青年季平打死，委平所騎的紅色摩托車便成了他們作案的交通工具。8月8日深夜，白寶山、關天明潛入東阜城派出所駐地突襲了值班室，將躺在床上看錄像的警長賀之彬、民警史春生當場擊斃，賀之彬的54式手槍被搶走。

由武警、巡警、刑警組成的混合編隊對天池風景區進行了整整一天的搜山工作，但未發現任何重要的線索。經調查取證，天池風景區的無名尸為罪犯關天明。北京的于春陽認為是兩案犯因為分贓不均，北京人殺死了新疆人，他的這種分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各條線索都在按部就班的向前推進，大量事實證明，白寶山即是該系列槍案的重大嫌疑人！而此刻的白寶山正和謝玉敏乘火車返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