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齡下定決心去衛隊旅，和張學良和衷共濟，帶出一支模范旅出來。張學良請郭松齡和他一起去參加美國總領事的告別酒會，在酒會上，郭松齡提議由儲世新擔任軍需處長。菊池武夫也參加了酒會，他告訴張學良，駐海城的日本炮兵就要秋操了，邀請他去參觀，張學良想帶著手下的炮兵一起去卻遭到菊池武夫的拒絕。王永江自擔任財政廳廳長以來，工作非常出色，財政收入迅速好轉，國庫得以充實，深得張作霖的信任和器重，每每言聽計從，同時張作霖也迫切希望軍隊上也能有王永江這樣的人才。楊宇霆因外聯徐樹錚摔了一個大跟頭，但張作霖還是很看重楊宇霆的才氣，又召他回來在吳俊升的邊防軍掛了軍事顧問的頭銜。因郭松齡得到張學良青眼而心懷不平的講武堂教官們對楊宇霆的回歸抱著看好戲的心態。張作霖要到講武堂觀摩步炮協同，郭松齡特地拉了兩門大炮進行實戰演練，張學成等人認為如此下血本只是為了讓張學良完美亮相，深感自己沒有拼爹的資本，而對五班學員因為平時刻苦的訓練磨煉出的高水平卻渾然不放在眼里。楊宇霆親到現場觀看了演練，他認為和日本步兵水平不相上下，但他認為郭松齡在一步步的接近東北方針的制定權。當大家揮舞旗幟慶賀勝利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場慘劇，郎先坡因為看見張

安娜的故事播出之后很多人喜歡，現在突然之間中斷了，也有很多人都開始議論紛紛，認為是電臺自己編造的故事，現在編造不下去了，所以才會這樣停止了。之前電臺也曾經接到過一個電話是警告他們不要再打聽那個安娜故事的大結局，因為沒有大結局，但是現在打過去之后就會被人掛斷，或者要求他們不許打過去。錢開逸等人分析原因，最終變換了一個身份打過去，發現是一個報刊的電話號碼，假裝要買雜志打聽到了報刊的位置，可是去了之后卻只是一個打工的，老板并未在那里。最終錢開逸和賀頓想到了調查行車記錄儀，發現在報刊旁邊的確停了幾輛車，經歷一番波折之后找到了那個車的主人調取了監控，發現那天是一個女人的身影。賀頓聯想到了安娜和母親趙希平，兩人神奇的融合到了一起，是她要求報刊的人幫忙打一個電話，告訴電臺不要繼續打聽安娜的結局，因為沒有結局。賀頓回到家里發現了門口的雨靴，旁敲側擊詢問了很多關于安娜的事情，也希望母親能提供當年學校同事的聯系方式，但趙希平都謊稱沒有，賀頓趁著母親不注意的時候偷走了一張照片，讓錢開逸發消息問陳經理是否是安娜，經過證實的確是安娜，但是卻比安娜年輕很多，但依然可以看出就是本人，而賀頓已經確定自己就是小可樂。錢

張學良得到由自己處置反叛將領的命令后松了一口氣，衛兵送來一摞刊載郭松齡夫婦被執行槍決并且被曝尸的消息的報紙，說總部命令在各連分發，張學良命令他馬上拿去燒掉。儲世新被李景林放回來，張學良感嘆這個世界變得如此殘忍暴虐，儲世新說他沒有參與伐奉是因為他不懂郭松齡的理論，而且郭松齡的舉事實際上是用了一種慘烈的方式為張學良在軍中立威，他提醒張學良有人擁護就有人看不順眼，張學良卻說自己心里清楚此次與老師對決就是某些人挑唆的悲劇。張學良拿著一捧黃菊回家，插在張作霖的書房里，說花是從新民老宅里摘回來的，還提到生母最喜歡菊花，張作霖怒問他怎么處理那三個起事的軍長，張學良一一道來，說只準備再任用其中一個，張作霖讓他自己做主，告訴他有些錯是不能犯的否則是家破人亡百身難贖。張學良給張作霖磕頭謝罪，張作霖扶起他，說楊景鎮教的一句話讓自己記了一輩子，讓兒子也記住——凡是能用金錢買的都是便宜的。1926年三月，李大釗領導并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運動，他公開為郭松齡鳴不平并譴責張作霖性本殘暴罪行累累，號召國人內除國賊外抗強敵，絕不承認亡國亡族之私約。由此，張作霖認為郭松齡討奉是與共產黨和蘇俄有關。楊宇霆

4月22日，北京市豐臺區八一射擊場又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一名哨兵被打死，其所配帶的54式手槍套被搶。現場提取的彈殼又是75－81！從彈痕上分析，此案和407案罪犯所使用的應是同一條槍。是不是同一案犯所為？由于連續發生幾起襲擊哨兵案件，公安人員對北京市內各部隊大門口的重點布控，以免發生更大案件。另外摸排工作繼續，但依然沒有實質性進展。為了查清彈源問題，劉維震派刑警隊長盧健民開赴蘭州軍區進行調查。

次日，市局刑偵處的副處長劉維震集中各級領導召開了案情分析大會。看來，當務之急是要找到那輛寶石藍色面包車！公安局出動大量警力展開對面包車的追查工作，而此時，司機李明卻在家里一個人喝著悶酒，在妻子的極力勸說下李明來到石景山分局自首。原來李明并非協同作案人，李明供述了罪犯的一些體貌特征、口音，以及罪犯當時的目的地：337路汽車總站。更重要的是，他說有一個裝槍袋被他扔到了葉川村附近。